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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千零四十九章 纸上得来终觉浅,绝知此事要躬行(第1页)

王一鹗的风波,在申时行的介入下,立刻平息,倒不是说申时行多厉害,而是有些话,需要人讲出来。

就是在需要的时候,有人需要踩一脚刹车。

停一停,等一等,这在权力漩涡,是比较少见的,

通常情况下,争斗一旦开始,并且形成了党争,就只有不死不休,直到一方完全胜利,另一方彻底失败,并且死的彻底。

即便如此,斗争依旧不会结束,胜利的一方,会继续分化,继续斗争,直到江山社稷轰然倒塌。

党锢被列为亡国四兆,绝非胡言乱语,亡国四兆,剩下的还有播迁(因为战败不得不逃离京师)、虏入(敌人将坚固的关隘攻破兵临城下),君出(皇帝被俘虏,群龙无首)。

这四个征兆,出现一个,就是亡国的征兆了。

任何政治体系,巫蛊制的传统部落、分封制的封建、郡县帝制、代表议会制度等等,无论何等政治体系里,都需要建立适度的制约和平衡机制,来防止过度决策、权力斗争泛化波及广众、以及暴力冲突,最终导致生产被破坏。

一旦这套制约和平衡机制失效,那么斗争就会向无序方向扩大,最终斗争失控,导致整个社会彻底割裂。

通常情况下,郡县帝制,会通过分权结构、冗长的决策流程、大臣多数同意和多层利益表达渠道,来分散权力的向上集中,来达到阻止决策者一厢情愿、一拍脑门的胡作非为。

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在地方,都存在这样的制约机制。

可是这种制约和平衡机制,造成了程序上的僵化,因为过于复杂的程序,导致决策困难,事情往往要拖很久很久;同样也会造成决策的低效,每个人都有想法,每个人都有主意,吵吵闹闹争执不休。

僵化和低效,只要拖得时间久了,自然不了了之,问题还在,却没人试图解决它了。

万历维新以来,在张居正尊主权一号令的威权、强人政治下,大明的分权结构已经有些失效了,大明朝廷已经换版本了。

如果张居正是个臣子,摄政还名不正言不顺的话,陛下这位掌握了军权的君王,名正言顺了。

这固然解决了僵化和低效,但同样,出现了新的问题,那就是君臣之间没有了缓冲和冗余,很容易直接冲突起来。

换了版本,换了玩法,申时行的作用就展现了出来,他这个老好人,往中间一杵,把话讲出来,踩住刹车,不让矛盾和冲突激化,就显得格外重要了。

有的时候,皇帝陛下为了大局,委曲求全,有的时候,臣子要为了自己的脑袋,稍微退两步,以求君臣不撕破脸。

这也是历代宰相的职责,在君权和臣权之间,做那个润滑剂。

高启愚是不适合干这个事儿的,他作为独臣,他只能完全迎合上意,而且他讲话过于直白,会让士大夫们恼羞成怒,大臣们也是要面子的。

朱翊钧对申时行是非常满意的,他甚至觉得,不恢复廷议制度,不直接面对大臣,就这样决策也很好,遇到了难事,召集大臣奏对,平素里有个申时行端水折中,决策也是十分高效的。

皇帝陛下拿起了一本奏疏,来自大宗伯沈鲤。

沈鲤作为骨鲠正臣,在奏疏里,讲了一件旧事。

永乐二年,朱棣下定了决心,册立了太子朱高炽,封了朱高煦为汉王,而朱棣给汉王朱高煦的封地,在云南。

朱高煦在册封典礼上,当场表示了不服,看着老爹问:我何罪,斥万里?朱高煦不肯就藩云南,朱棣沉默许久,才回答,尔无罪,允许了朱高煦留在南京。

朱高煦在靖难之战中,有堪称中流砥柱的表现,否则就没有后来的夺嫡之争了。

沈鲤讲这件旧事之后,立刻讲起了潞王朱翊镠的事儿,沈鲤认为,朱翊镠何罪,斥两万里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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