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建国去找你们反映,你们不理,你不知道?
他死在县政府门口,你也不知道?”
赵德明张着嘴,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。
他低下头,肩膀塌下去,整个人缩在椅子里,像一团被揉皱的纸。
会议室里鸦雀无声,连呼吸声都听不见了。
孙逸把手里的烟放下,站了起来。
他说话不像刘平那样急,慢,一个字一个字地说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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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赵主任,我不是要追究你一个人。
王建国同志死了,这是事实。他为什么死?是因为他觉得没有活路了。
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,在农村干了三年,起早贪黑,吃苦受累,就想上个大学,学点本事,将来有口饭吃。
可他的名额被别人顶了,他去找你们反映,没人理他。
他写信,写了没人看。他走投无路,就死了。”
他停了一下,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:“这样的事情,是不是只有红旗公社有?
在座的各位,你们那里,有没有这样的问题?
工农兵名额的推荐,是不是公平?有没有人打招呼?
有没有人递条子?有没有人用名额送人情、做交易?”
没有人回答。
有人低下头,有人看着桌面,有人把手里的笔记本翻来翻去。
角落里,有个公社主任把茶杯端起来又放下,放下又端起来,茶洒了一桌子,他也没注意。
刘平重新坐下,声音缓和了一些,但还是沉得很:“昨天我和孙县长去了红星大队。
也了解了情况,王建国他爹瘫痪在床好几年了,他娘眼睛看不见,家里就靠他。
他走了,这个家就散了。”
他拿起桌上那几张纸,又放下,“他留下的那封信,我看了。
字写得工工整整的,一笔一划都很认真。
他写了他这三年的事,写了想上大学的想法,写了被刷下来的经过。
最后他写,他走了,对不起爹娘,但他实在没办法了。”
会议室里有人的眼眶红了。
坐在角落里的妇联主任用手帕擦了擦眼睛。
赵德明低着头,肩膀在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