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所以这部电影,”
郑守业合上剧本,“预算一百八十万,可能亏。但我接,是因为有些话,得有人说。”
他坐下。
梅姐站起来,没拿资料,直接脱掉高跟鞋,拎在手里:
“《俏探女娇娃》,很多人问,为什么拍女性动作片。我今年五十三岁,在电影圈三十一年,见过太多‘女人该怎么样’的屁话。”
她举起高跟鞋:
“这玩意儿,穿久了脚疼。但疼,不代表不能穿着它跑、跳、打架。这部电影的女主角,就是穿着高跟鞋,在玻璃碴上跑出一条血路,不是因为她强,是因为她没得选。”
她看向记者席里的女记者:
“你们当中,有人昨天加班到凌晨吧?有人被男同事说‘女人别太拼’吧?有人穿着不舒服的鞋,挤巴士赶采访吧?”
几个女记者,下意识点头。
“那就对了。”
梅姐把鞋穿上,“这部电影,拍给你们看。”
吴生站起来时,手里端着一碗红豆沙。
他舀了一勺,没吃,只是看着:
“《七十二家房客1977》,我想拍的是这碗糖水。”
记者们茫然。
“陈伯煮了四十年糖水,配方没变,但吃糖水的人变了。”
吴生说,“1973年,街坊来吃糖水,聊的是儿女婚事、邻里纠纷。现在呢?”
他指向窗外深水埗的街景:
“聊的是儿子要移民、楼价涨太快、股票该不该抛、电视里播的英文剧集听不懂……家还是那个家,但家里的人,心都飘着。”
他放下勺子:
“这部电影,我想拍的就是这种‘飘着’。不是悲情,是真实。是1977年,香港普通人的心电图。”
石天站起来时,手里拿着那个巨大的计算器。
他按了一下归零键,“嘀”声清脆。
“《漩涡》,预算八十万,全部实景,非专业演员,讲码头工人罢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