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回头看了一眼桌上那叠厚厚的稿纸,足足四十七页。
标题写在第一页正中:
【做空港币背后的庞大帝国】
副标题:独家调查·从一场金融风暴窥见东方新秩序的崛起
他点了支烟,慢慢抽着。
明天这篇文章送到报社,他知道会发生什么。
主编会看呆,会犹豫,会打电话给高层确认能不能发。
然后他们会发。
因为这是《金融时报》,因为这是伦敦,因为他们不能装作看不见。
但发出来之后呢?
那些在爆仓中倾家荡产的基金,那些在这张网里被猎杀的投机者,那些输了钱正在找替罪羊的大人物——他们会怎么反应?
科尔曼不知道。
他只知道,作为一名记者,他不能不写。
烟抽完了。
他把烟蒂按灭在窗台上,转身走回桌前,开始收拾那堆资料。
忽然,他看见最底下压着一张纸,是港岛朋友附带的,没在正文里用的边角料。
他抽出来看。
是邵维鼎几年前接受港岛《信报》采访时说的一段话,很短:
“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在下棋。我只是在造一艘船。
船造好了,该上船的人自然会来,该被浪冲走的人自然会走。
至于浪什么时候来,那不是我能决定的,但我能决定船往哪个方向开。”
科尔曼盯着这段话,看了很久。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
然后他笑了。
苦笑。
他想到了查资料时看到的一句中国谚语:“长江后浪推前浪,一浪更比一浪强!”
这哪是什么船啊!
这是席卷世界的惊天巨浪!
他把那张纸也收进包里。
窗外,天快亮了。
第二天,《金融时报》头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