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这种诬告陷害的事,不能寒了干事干部的心。”我开口,“之前已经核查清楚了,就按规矩给市局、省厅回函,给魏剑正名。该提拔提拔,该重用重用,不能因为一封诬告信,就否定一个干部。至于这个内部人。”
我看向孟伟江:“你们还是要深挖细查的摸排一下,不要因为这个人,影响了大局。”
两人齐声应下。闲聊几句,两人刚起身要走,办公室的门又被轻轻敲了两下,邓文东推门进来了。
邓文东心思细,说话办事谨小慎微,从来不说半句过头话。他夹着个黑色人造革文件夹,看见屋里的人,挨个打了招呼,脸上带着点笑意就是不张口。
孟伟江见状立刻起身:“李书记,你们谈组织上的事,我先回县局安排后续工作。”
吕连群刚要起身,我抬手示意他坐下,目光沉静:“人事上的事,你在分管,顺便听一听。”
办公室里只剩我们三个人,邓文东在沙发上坐下,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。
这眼镜戴得其实很稳,这是他十几年的老习惯,一开口说话就爱推眼镜。
“李书记,上次常委会定的调整砖窑总厂厂长的事,我们组织部按您的要求摸排了一遍。”他翻开文件夹,语气里的为难藏都藏不住,“我私下找了七个符合条件的正科级干部谈话,都是企业口、乡镇里能力口碑都不错的同志,结果……没有一个人愿意去。”
我抬眼看他,没说话。
县砖窑总厂是县里排前几的县属国企,年产值上千万,加上下属乡镇的砖窑厂有上千号的工人,厂长是实打实的正科级,多少人挤破头想抢的位子,现在却没人敢接。
“几位同志都话说得很实在,不是不服从组织安排,是砖窑厂体量太大,他们怕干不好,辜负组织信任。”
我知道王铁军在砖窑厂势力大,却没想到已经到了这个地步。县委的组织任命,在他那里竟成了一张废纸,整个砖窑厂成了他针插不进、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。
“正科级的没人愿意去,”我看着邓文东,“副科级的呢?县直机关的,乡镇的,有没有合适的人选?”
邓文东重新翻开文件夹,手指在名单上划过:“副科级的倒是有几个。比如县化肥厂的团委书记张立新,三十二岁,年轻,有干劲,是大学生。还有县五金公司的副经理李卫东,三十三岁,搞供销出身,懂经营……”
吕连群直接拿过名单,扫了几眼,又递还给邓文东:“书记,我觉得张立新经验上少了些,团委书记嘛没管过生产,去了砖窑厂那种地方,怕是镇不住场子。李卫东倒是在五金公司搞过供销,可砖窑厂是重资产、高负债,人头杂、矛盾多,光会跑业务不行。”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
他用指节在名单上敲了敲:“得找个懂财务、敢碰硬、又在县里没太多牵扯的嘛。我看最好是从审计、财政或者经委系统出,熟悉企业财务,再一个,要有点基层经验,知道怎么跟工人打交道。”
邓文东又推了推眼镜笑道:“吕书记,您说的在理。可这‘在县里没牵扯’,有时候反而是个问题。在县里没根没底,去了砖窑厂,容易被厂里人当成‘外来的和尚’,不买账。可要是牵扯太深,又怕裹进去,到时候甩不干净。”
他说的是实情。曹河就这么大,科级干部圈子更小,七拐八绕都能扯上关系。找个完全跟砖窑厂没瓜葛的,去了两眼一抹黑;找个有关系的,又怕被王铁军拉拢,或者本身就陷进去了。
我把名单拿过来,又仔细看了一遍。确确实实,曹河县的国有企业干部队伍,正处在青黄不接的断层期:五十年代出生的老厂长们,像王铁军这样的,思想僵化,守着摊子不想动;六零后这批中坚力量,大多在县直机关或乡镇,真正懂砖窑工艺、会算成本账、能压住老工人的,一个巴掌数得过来。
“这样,”我把名单合上,“范围再扩大点。不一定非得是企业口的干部——财政局、审计局、经委,甚至乡镇的年轻副职,只要熟悉工业经济、有基层经验、政治上靠得住,都可以考虑。你们组织部再深入摸排一下,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。关键是敢不敢扛事,能不能打开局面。”
“是,我回去就安排。”邓文东点头应下,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。
记下要点,三人又研究了几个具体的人事工作,接着下午的时候,又到了几个乡镇查看粮食收购工作,不知不觉,一天的时间就这样在忙忙碌碌中结束了。
清晨六点,天刚蒙蒙亮。方云英就醒了,其实她一宿没怎么合眼。
隔壁屋的彭树德鼾声如雷,已经不是机械厂厂长,彭树德自然是回家休息了。只是虽然回了家,两人也是分房而居,各睡各屋。
方云英轻轻掀开被角下床,怕惊扰了隔壁的彭树德,连水龙头都拧得极慢,洗漱之后,方云英轻手轻脚走到客厅角落那个老式五斗橱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