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论什么样的帝国,其衰败都是从精英阶层的堕落和腐化开始的。
像大唐这种初生的中原帝国,只要维持住官员的基本操守,以及官府的运转效率,就不会有什么倾覆之危。
当然了,如果出现杨广这样的帝王,那就是另外一个说法了,毕竟两千年封建王朝的历史,就出了杨广这么一个奇葩,其他人还是附和历史规律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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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司农寺和户部估算,今年的粮产又能增加两到三成,相比五六年前,也就是大唐平定诸侯之初,大唐的粮产已翻了十倍有余。
这自然不是单单气候变暖带来的好处,气候变迁是潜移默化的改变,在很长的一个时间片段中才能用数字去衡量。
大唐农业恢复的这么快,主要还是得益于朝廷的诸般国策,从晋地开始,所有制定的政策都在向农业倾斜。
有粮才有兵,有兵才是草头王嘛,像张金称,朱粲之类的流匪是不懂这些道理的。
而在河南恨不得人脑子打出狗脑子的李密和王世充,不是不懂,而是都在争夺洛阳大仓里面的粮草。
那是杨广准备第四次征伐高句丽留下的“遗泽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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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即便大唐粮产屡创新高,人口增长也渐渐加速,可大唐国库还是颇为窘迫,这就是战争带来的后果。
好处没抢到多少,糜耗却十分惊人。
有鉴于此,李破觉着辽东之战结束之后,大唐应该好好休养生息几年了。
之后要应付的,无非就是突厥汗国而已。
突厥人当中缺乏有远见的精英,非常容易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。
比如说六月的时候,西域传来消息,四月间龟兹和焉耆突然派人传讯高昌,责备他们违背了定下的盟约,让高昌国王麴文泰做出解释,不然就会出兵攻打高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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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破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,突厥人占据了西域,这是有点腾出手来了。
龟兹和焉耆都是西域“大国”,位于天山以南,而且他们都属于那种立国非常久远的西域国度,在汉时就有记载。
高昌和龟兹虽然隔着一个焉耆,但他们之间交往要多一些,因为龟兹虽然是回鹘人为主,却和高昌一样深受中原文明影响。
高昌人一直自称汉人,不用多说,龟兹虽是外族,却仰慕中原文华,屡屡派人朝贡,还曾经遣王室为质,携百余人到长安学习文化,以及织染,冶炼等技术。
在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府的时候,高昌,龟兹虽说也免不了在汉朝和匈奴之间不住摇摆,但总体来说他们和乌孙等国是属于亲近汉廷的那一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