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宁海副书记那几句压得极低的耳语“瑞凤市长说伟正书记目前失联了”,好像是猝不及防被人一拳头打在我的胸口,让人瞬间冷汗直流,连指尖都有些发麻。
于伟正书记……失联了?在省城开会和汇报工作期间?这背后代表的可能性,任何一个在体制内待过几年的人,稍微往深处想想,都会脊背发凉。
这已经不是简单的“东方神豆”事件追责,甚至不是东原市内部人事斗争能涵盖的了,这意味着某种不可控、极高层次的力量,可能已经介入了。
平心而论,于伟正书记是东原历任领导干部中作风最扎实、口碑最硬的一位,在惩治腐败和扭转工作作风上,是亲自批示过多个“零容忍”案例的铁腕人物,别的不说远了,就是这次教育系统二十多人被追究刑事责任,足见于伟正书记的刚毅与决绝。
我强迫自己迅速收敛起所有外露的情绪,脸上甚至不能露出一丝异样。
周宁海在说完那句话后,已经恢复了惯略带严肃的领导神态,只是那眉头几不可察地蹙着,目光扫过正在介绍情况的陆东坡时,显得有些心不在焉。
他那只黑色的、砖头般的大哥大,就握在随行秘书手里,此刻,那部电话又震动起来。
秘书快步上前,低声说了句什么。周宁海没有任何犹豫,对我们做了个“稍等”的手势,便拿着电话,转身朝产业园边上相对清净些的几棵老槐树下走去。他背对着我们,接起电话,听不清具体内容,只能看到他挺直的背影,和偶尔微微点头的动作。
几乎与此同时,站在我侧后方的组织部长屈安军,他也从秘书手中接到了电话,脸色也变了一下,对我们点头致意,也走到另一边去接听。
两位市委领导,几乎同时在考察现场接听电话,而且神色都带着不同寻常的凝重,这信号再明显不过。
于伟正书记“失联”的消息,恐怕已经在东原市委、市政府一定层级内快速传播开来,引发的震动和连锁反应正在发酵。
现场气氛出现了一丝微妙的凝滞。陪同的文静、定凯、东方、东坡等人,虽然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,但察言观色的本事都不缺,也隐约感觉到似乎有重大事情发生,目光偶尔瞟向不远处正在打电话的两位市领导。
我定了定神,知道此刻自己作为县委书记,必须稳住局面,不能让考察中断,更不能让基层的同志看出太多端倪。
我对陆东坡点了点头:“东坡啊,你一会啊继续介绍,重点是过去和现在的产值变化。”
“哎,好,李书记。”陆东坡搓了搓手,重新打起精神,指着眼前这片热火朝天的露天工场,继续给赵文静和县里领导汇报:“各位领导,我们这个木材加工产业园,说起来啊,也是被逼出来的路子。以前这里是咱们城关镇的集体企业,镇木材加工厂,红火过一阵子。后来改革开放,个体经济一搞活,私人木匠、家具店遍地开花,咱们这老国企的毛病就全暴露出来了。
机制僵、成本高、款式旧,渐渐就没了市场,机器停了,厂房空了,几十号工人没活干,天天到镇里要饭吃,成了老大难。”
他边走边说,领着我们穿过一堆刚锯开、散发着清香的松木板:“镇党委、政府也急啊,这可是集体的资产,工人的饭碗。等靠要肯定不行,县里也困难。我们就琢磨,厂子虽然不行了,但我们有现成的场地,有懂技术的老工人老师傅啊!这就是资源!为啥不能换个思路,把这些资源用活?”
他停在一个正专注刨着木板的老工人身边,拍了拍对方的肩膀,老工人抬头憨厚地笑了笑。“我们就开了个会,定了个土办法:把厂里的场地、原来的部分完好设备,折价算清楚,然后租赁或者承包给原来厂里的老师傅、老职工。让他们自己当老板,自己去找木料,自己去接订单,自己定价,自负盈亏。我们镇上呢,就转变角色,不当‘婆婆’当‘保姆’,只负责维护好园区环境,协调水电,提供点防火防盗的安全服务,收一点点象征性的管理费,主要就是维持园区基本运转。”
“嘿,您还别说,这一搞,真就活了!”陆东坡脸上放出光来,指着周围叮叮当当干活的各个小作坊:“以前是‘要我干’,干好干坏一个样;现在是‘我要干’,干得多挣得多!积极性完全不一样!现在这里聚集了三十多家个体加工户,有的专做家具,有的搞建筑模板,有的做门窗,还有的搞根雕,也有送人最后一程的……百花齐放!去年一年,这里产生的产值、给镇上上交的税收,比原来那个加工厂最红火的时候翻了两番还不止!最重要的是,工人有活干了,收入比在厂里时高多了,人心就稳了!镇上呢,也有了点活钱,能修修路、搞搞排水,改善一下园区环境。我们这叫……李书记总结过的,‘化整为零,分散突围,激活个体’,算是摸着石头过河,闯出的一条生路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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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时,周宁海和屈安军已经接完电话,走了回来。两人的脸色都比刚才更加深沉,尤其是周宁海,眉宇间锁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忧色,但他脚步依旧沉稳。他走到我们身边,目光扫过眼前繁忙的景象,听着陆东坡的介绍。
“产权问题呢?”周宁海忽然开口,打断了陆东坡的汇报,问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。“场地、设备租赁或承包给个人,产权关系怎么界定?是长期租赁,还是变相转让?集体资产有没有流失的风险?这个核心问题,你们怎么把握的?”
这个问题直指要害,也是这种改革探索模式最容易引发争议和质疑的地方。所有目光都看向我。我上前半步,接过话头,语气坦诚而谨慎:“周书记,您这个问题问到根子上了。关于产权,县里和城关镇党委反复研究过,目前……我们采取了‘回避’和‘模糊’处理的策略。”
“回避和模糊?恩,怎么回避的?”
我看周宁海和屈安军都听得认真,继续道:“不是不想界定清楚,而是在当前上级还没有关于这类‘集体资产活化利用’的、清晰统一的政策口径和法律法规之前,如果我们强行去搞所谓的‘产权明晰’,无论是搞股份制还是直接转让,都可能触及红线,引发不必要的争议,甚至可能把刚刚活起来的事情‘管死’。所以,我们现在的做法是,暂时不触碰‘产权’这个问题。镇集体保留名义上的所有权,但将经营权、收益权通过承包租赁合同明确了,是长期地交给个人。合同条款经过县法制办把关,确保集体资产不流失,确保国家利益不受损。”
周宁海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,然后转身给身边秘书交办道:“这个记下来,很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!”
我看向文静,也听到颇为认真。
“我们啊更看重的是实效,资产是不是盘活了?生产力是不是真正解放了?群众是不是真正受益了?周书记,屈部长,我们认为,在改革探索中,有时候‘不争论’,先干起来,让实践和效果来回答一些问题,可能比陷入无休止的‘姓社姓资’争论,更有利于发展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