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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4章 彭树德传授经验，蒋笑笑提供档案（第4页）

如果企业效益好，利润丰厚，养几百名退休工人固然是负担，但并非不可承受。可如果企业本身就在亏损边缘挣扎，那多养一个人都是困难。

我合上历史档案，又拿起近几年的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。数据触目惊心：设备陈旧，产品滞销，银行贷款和应付账款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一个小小的棉纺厂，竟然欠了一千九百多万。人均负债一万多，忍不住的骂道：“娘的，真他妈黑。”

但正如昨天彭树德所言，这里面的债务，有多少是经营不善真实产生的，有多少是为了“哭穷”、“避嫌”或者别的目的“主动”背上的？我估计后者是少数，但绝非没有。在曹河这种复杂的环境里，企业的行为早已不纯粹是经济行为。

接着，我重点翻阅了棉纺厂领导班子成员和主要中层干部的履历表。一个突出的特点映入眼帘：从厂长马广德，到副厂长、各车间主任、关键科室负责人，几乎清一色是“棉纺厂子弟”。父亲是厂里的老工人、老领导，儿子、女儿接班进厂，慢慢成长为干部。外地调入的干部凤毛麟角，且大多干不长。

整个管理层，形成了一个近乎封闭的“子弟兵”体系。这种结构，在效益好、人心齐的时候，或许有凝聚力。

但在企业陷入困境、需要大刀阔斧改革甚至“断臂求生”时，这种盘根错节的亲缘、地缘关系，就极易成为改革的巨大阻力。

他们会本能地倾向于维持现状，保住“自己人”的饭碗和位置，哪怕这个“现状”正在滑向深渊。

我注意到，会议纪要里提出“卖地自救”方案，最初竟然是一些普通职工代表和部分中层技术人员提出来的，梁满仓还批评厂领导班子对此一直态度暧昧，议而不决，倾向于“等、靠、要”。

看来，这个厂班子的问题，确实不小。一千九百多万的债务背着，怎么好意思还在位置上。

最后，我又翻看了那四份县政府专题会议纪要。纪要格式规范，记录清晰。

四次会议，召集人都是梁满仓，议题都是“研究曹河县第一棉纺厂改革脱困有关问题”。

从纪要中，我能清晰地梳理出梁满仓的思路脉络：他看到了棉纺厂的危局，意识到必须改革；在县财政无力注资、银行不敢新增贷款的情况下，他将目光投向了厂区西侧那块闲置土地，认为盘活土地资产换取资金，是当前条件下唯一现实可行的“自救”之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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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这个角度看，他的方向没有错，思路是对头的。如果能成功，筹集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资金，确实能极大缓解债务压力。

但问题出在哪里？我一边看，一边用红笔在纪要上勾画、批注。马上梳理出第一个问题：梁满仓事无巨细，管得太深太细。一个棉纺厂的改革，他亲自担任“改革领导小组”组长，这看似重视，实则捆住了自己的手脚，一把手撸袖袖子干，具体分管副县长和职能部门站在边上看，不敢、不愿主动承担责任。

我心里暗道：完全应该把组长的担子压给分管工业的副县长苗东方嘛，明确他的主体责任，干不好正好打班子换人，干好了是县政府领导有力。该坐中军大帐的人跑去当先锋，定位就错了。

我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。

就看到了第二个问题：会议开了四次，每次都是老生常谈，围绕土地权属争议、群众工作难做打转，议而不决，决而不行。

四份方案方案反复商议，细节纠缠不清，缺乏一锤定音的魄力和打破僵局的有效手段啊。

纪要中记录的各种“难处”、“实际情况”、“群众情绪”“遗留问题”。

看似客观全面，实则透着一股深深的无力感和畏难情绪。

我心里暗道：根本没抓住关键，土地问题太简单了，为什么非得政府来判土地归属？完全可以双方起诉交法院判决，法院判了之后，谁再闹抓人就是了。五四手枪掏出来，哪里有什么反对的声音。问题的关键还是班子不行嘛！

看到这里，我放下笔，靠向椅背，揉了揉发酸的眼睛。暗道：梁满仓是个好人，也想做事，但那种四平八稳、力求面面俱到的工作方式，显得魄力不足，难以破局。最终，他自己被拖垮在了会场之上。

“纸上得来终觉浅啊。”我喃喃自语，想起于伟正书记送我来时的叮嘱。

档案材料只能勾勒轮廓，会议纪要只能反映流程。棉纺厂班子内部到底还有没有可用之人，一千九百万都是被谁吃了，太匪夷所思了，一天浪费一万都要五年的时间。看来，能不能过个肥年，关键就在棉纺厂领导班子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