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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766章 居安思危，思则有备，有备无患（第5页）

汉代给出的答案，是依靠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。

然后怎样选拔官僚？

察举制度。

然而，察举的标准是『道德』和『学问』。

这两样东西在农业社会，几乎必然被垄断在有产阶层，也就是地主阶级手中。只有无需从事生产劳动的家庭，才有余力让子弟读书、修习儒家经典、积攒名声。于是，官僚的选拔源头，就开始向地主阶层倾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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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并不是官僚天生倾向于地主，而是在汉代，只有地主才能当官。

而在地主当官之后，为了保持自己本阶级的利益，又会倾向于将儒家经典设为做官的重要途径。经学成为『官学』，研究经学就是研究做官的学问。『经学世家』开始出现，他们通过学术垄断，进而实现了对官僚选拔环节的隐性控制。

谁家掌握了最权威的经学解释，谁家的子弟就更容易被察举。

那个阶层，那个类别的子弟在官场上占据了优势，自然就会将所有的经义，所有的律令都解释成为有利于自己阶层，自己类别的意思……

至于真相……

不是还可以抛开真相不谈么？

就像是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』，对不对呢？

对的，但是『经济基础』又是什么？

就避而不谈了。

权力的资本化和资本的权力化，本身就是合二为一的，不可能单独谈论某个方面，但是就有人可以直说其一，不言其二。

就像是崔琰。

秦汉中央集权的官僚制，本意是要打破贵族世袭，实现皇帝对天下的直接统治，也就是编户齐民。而为了维持这个官僚系统而设计的选拔制度，是在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结合之后，结果催生了新的、更稳固的世袭阶层。

世家士族。

皇帝本想打造一个听话的工具，但这个工具却有了自己的生命和根基，最终反客为主，成为了皇帝的主人。

如此等等，其实也都没有错。

但是同样的，这种理论，也忽略在过程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，也就是斐潜和崔琰所说的某一点……

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，可是现在，斐潜明知道不同，还是要谋上一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