县城。
喜欢数学、计算,也下围棋。
作息正常。
许行之很快问:
**几段?**
原既白回:
**业余五段。**
对方过了一会儿:
**那开学带棋盘。我爸也五段,我小时候被他逼着学,后来没考下去。**
原既白看着这句话,忽然不知道该怎么理解“没考下去”。对方很自然地把围棋当成童年众多活动之一,和学鼓、网球类似;对原既白而言,它却曾经占据过相当长的一段成长经验。相同的一件事,放在不同家庭里,重量完全不同。
后面聊到宿舍用品时,差异更具体。
许行之几乎什么都不带,说当天父亲开车送过去。罗野的母亲准备快递两大箱。蒋之闻已经把被子压缩好,问火车卧铺上能不能同时放两个大箱子。原既白拍了一张自己刚买的二十六寸箱子发过去,许行之回了一个表情,说看着像要出国。
原既白本来想解释冬衣多。
没发。
过了一会儿,许行之主动补了一句:
**我这个本地人没资格评价你们行李。你们缺什么开学先说,家里仓库应该都有。**
那种刚刚升起来的一点不舒服也随之散掉。
原既白慢慢发现,超级城市出身并不等于一个固定的人格。有的人确实因为资源丰富而更自如,也有人同样敏感,知道自己的便利不是普遍条件。不能因为一个人去过更多国家、家离大学更近,就提前把他写成某一种“城市孩子”。
这和模型一样。
样本太少。
不能急着推。
他想到这里,自己笑了一下。
似乎任何事情绕久了都会回到这种习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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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项目的第一次现场数据整理,最后没有让模型立刻变复杂。
相反,他们删掉了原计划中几个最漂亮的实验。
程砚和谢以宁连续两天去路口,发现早高峰最拥堵的一段和学校开门时间高度相关,而公开交通数据只提供小时级别统计,粒度根本不够。若继续往下模拟,就必须自己假设十五分钟级的流量变化。程砚最初觉得可以先估,谢以宁却坚持至少再找一个公开来源交叉验证。几个人争了一个晚上,最后决定第一阶段只证明“基础模型在缺失临停和学校活动因素时显著低估拥堵”,不再急着宣称已经复现真实流量。
项目因此变得不那么好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