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为了得到一个可用的系统,选择了其中一种解释。
而且选得很自然。
程砚没有批评他,只说先别修大框架,明天大家一起把目标区域十几个路口人工核一下。“我们现在不是做全城数字底座。”他说,“先确认这十几个路口到底怎么长。”
原既白盯着那句话看了一会儿。
**怎么长。**
不是“怎么编码”。
不是“怎么统一”。
是现实里到底长什么样。
他把自己写了半天的转换脚本留着,没有继续改。
第二天上午,七个人第一次开视频会议。
程砚和群里聊天时差不多,语速快,头发有点乱,背后不是书架,而是一面贴满便签纸的白墙。谢以宁坐在一个光线很好的房间里,桌上摊着纸质城市地图。她来自那座项目城市本地,对十几个目标路口里至少一半有生活经验,真正开始核查以后,很多其他人只会从数据看出来的异常,她一眼就知道现实原因。某条路在地图上是双向,实际上早晚高峰有临时交通管制;一个公交站数据上还存在,本地人却知道因为修地铁已经迁移几百米;另一条看起来很宽的主干道,真正最堵的不是车道数不够,而是旁边一所学校每天放学时大量家长临时停车。
这些信息原既白几乎都没有。
公开数据里当然可能找到一部分。
可不是自动躺在那里等他读取。
有些来自城市公告,有些来自新闻,有些甚至只是本地人在那里生活几年以后自然知道的常识。
他第一次对“真实数据”这个词产生了明显的不信任。
以前高中做程序,数据通常已经有人整理过;竞赛题里的条件更不必说,题目告诉你什么,默认就是世界的全部。现在他们想模拟一块真实城区,却发现最难的不是公式,而是根本不知道哪些因素已经进入数据,哪些还在数据外面。
会议开到第二个小时,程砚把原既白昨天那套统一结构投到屏幕上。
“这个不是不用。”他说,“以后肯定会用。但我建议先缩。”
原既白问:“缩到什么程度?”
“只定义我们现在确认得了的。”
这句话让他有一点不舒服。
不是因为反对,而是因为它违背了他很深的一种习惯。一个系统如果只定义眼前能确认的东西,很容易不断长补丁,最后失去整体。可反过来,如果先定义一个足够漂亮的整体,再把现实塞进去,也可能在第一步就把还没弄清的东西错误归类。
他没有立即同意,也没有坚持。
会议结束以后,把那套结构复制了一份。
原文件保留。
新文件删掉将近一半字段。
不是因为那些字段没价值,而是暂时没有足够证据让它们成为事实。
做完以后,他给江遥发了一张前后对比图。
江遥正好在读第二章科学史。
她看了半天,问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