母亲第一反应和所有竞赛圈外的人一样:“五个人做题,是不是就剩五个人了?”
江遥花了三分钟解释,不是,只是额外观察,正式国家队仍要靠后面多轮成绩。
母亲听完以后说:“那就是有希望了。”
“以前也有。”
“不一样。”
“哪里不一样?”
“以前你自己说有,现在老师都挑你了。”
这种逻辑并不严谨。
江遥却没有纠正。
父亲一直在旁边听,直到最后才问:“最后要是真的选上,是不是还要去国外?”
“国际赛要。”
“什么时候?”
“暑假。”
“那高考呢?”
“我本来就不用正常参加。”
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。
父亲显然到现在才真正把这些制度拼完整。他以前知道女儿已经有保送通道,也知道国家队和国际赛,却没有把它们放进同一条时间线上。最后他说了一句:“那你今年和原既白时间更不一样了。”
江遥没有接。
这句话很普通,却一下让她想到原既白那边黑板上的倒计时。
她挂电话以后,第一次没有马上把“五人题”的事情发给他。
不是不想告诉。
是忽然不知道怎样讲,才不会让它听起来像自己的人生又在往前跳了一格。
可原既白还是从她晚上的消息里察觉到一点东西。她平时如果训练很累,聊天反而简短;今天却绕着说了半天食堂、天气和韩思遥新买的袜子,唯独没有提训练。他问了一句:“今天有什么事?”
江遥盯着屏幕。
最后还是照实说了。
从五个人额外拿题,到周老师讨论,再到“国家队不是选谁知道的词最多”。她没有删掉任何会让这件事显得重要的部分,也没有故意把它说得轻。
原既白看完,很久没有回。
他正在学校宿舍里,桌上摊着当天的理综卷。黑板上的数字已经掉到一百四十多天。最近他的成绩很稳,年级前两三名之间来回,老师越来越少找他谈,因为真正需要调整的东西已经不多。每天的任务从“变强”逐渐变成“别出问题”。
这是一种很奇怪的阶段。
没有明显危机。
也没有明显突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