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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89章 父子交谈（第2页）

“需要，但弹性也会带来问题。”林万骁说，“给了这家企业特批，其他企业就会问：为什么他能例外？是不是有关系？这就产生了不公平。后来我们不得不完善政策，设立了‘技术创新型小微企业特殊通道’，把特批变成了规则。”

“这就是法治思维。”林怀信说，“把个案中的合理做法，变成普遍适用的规则。既给了创新空间，又避免了随意性。”

“对。”林万骁点头，“所以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，初创企业达不到技术门槛怎么办，我觉得可以设计‘创新豁免’机制。新技术、新路线，可以申请暂不适用现有标准，但必须承诺在约定时间内达标。这样既给了创新空间，又保证了最终质量。”

父子俩就这样聊了一个多小时。从产业政策谈到反垄断，从市场准入谈到公平竞争，从中国实践谈到国际经验。

林怀信最后说：“爸，李教授想请您来我们学院做个讲座，就讲‘产业政策制定的法律边界’。他说，实务部门的领导能和法学界对话，对双方都有益。”

“可以安排。”林万骁答应了，“我也需要听听法律界的意见。政策制定不能闭门造车。”

挂了电话，书房里恢复安静。但林万骁的心却不平静。

儿子的问题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他工作中那些习以为常却可能存在问题的地方。他审批项目时，是不是太习惯于用“标准”“门槛”“规模”这些量化指标？是不是忽略了这些指标可能对创新的压制？是不是在促进一些企业发展的同时，无意中扼杀了另一些可能性？

他打开电脑，调出正在制定的《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（修订稿）》。这是产业发展司牵头起草的，已经征求了三轮意见，下周要上主任办公会。

他仔细阅读那些条款：

“新建纯电动汽车企业，上两个年度研发投入不少于20亿元”小企业怎么办？

“产能建设规模不低于10万辆年”需要这么大吗？

“电池系统能量密度不低于180Whkg”会不会阻碍新材料探索？

每一条都有其合理性，但每一条也都可能成为创新的障碍。

林万骁拿起红笔，在文稿上批注：“建议增加‘技术创新型企业差异化标准’条款，对掌握颠覆性技术的企业，适当放宽规模、产能等要求，但加强技术验证和产业化进度考核。”

批完这一条，他想了想，又加上：“建议引入‘日落条款’：本文件有效期为三年，到期后评估实施效果，决定是否修订或废止。防止政策固化。”

做完这些，已经十一点了。他合上电脑，却没有睡意。

走到阳台上，夜风吹来，带着深秋的凉意。远处的城市灯光如星海般延展，每一盏灯下，都可能有一个像儿子描述的那样，在现有政策框架边缘艰难求生的创新企业。

他们可能是未来的华为、比亚迪，也可能在明天就倒闭。而他的笔，他的审批，他的政策，可能决定他们的命运。

这种权力，让他感到沉重，也让他更加警惕。

手机震动，是产业发展司赵立军发来的信息：“林主任，关于新能源车指导意见，有个新情况。特斯拉中国公司提出，他们的研发投入全球统一核算，无法单独计算中国区投入，不符合我们20亿研发投入的要求。但他们愿意承诺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，投入不低于30亿。您看怎么处理？”

又是一个政策和现实的冲突。

林万骁回复：“明天上午开个专题会，请特斯拉、产业司、法规司一起研究。原则是：既要维护政策严肃性，也要考虑跨国企业的特殊性。可以设计替代性考核指标，比如在华研发人员数量、专利申请量、本地供应链比例等。”

回复完，他想起儿子的话：“政策需要弹性，但弹性要有规则。”

也许，他需要推动建立一个更加系统化、规范化的政策弹性机制。不是个案特批，而是预设通道；不是随意变通，而是规则创新。

回到书房，他打开一个新的文档，标题是：《关于建立产业政策“创新包容”机制的思考》。

他写道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