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克是个三十多岁的白人男子,说话时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。
林万骁转向他:“马克先生,您说的自由,是绝对自由吗?那么请问,如果一个国家的罪犯可以自由越境逃避法律制裁,如果一个国家的毒品可以自由流入毒害人民,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贩子可以自由跨境作案,这样的‘自由’,是您所推崇的吗?”
马克一时语塞。
“边境管控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。”林万骁继续说,“美国有边境墙,欧洲有边境警察,澳大利亚有离岸拘留中心。中国加强边境管控,是为了打击犯罪、维护安全、保护人民。这与尊重人权并不矛盾,恰恰是保障大多数人的人权。”
他看向围观的代表们:“各位,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:当一个跨境犯罪团伙绑架了上千人,强迫他们从事电信诈骗,每天工作18个小时,动辄殴打虐待,打击这样的犯罪团伙,解救这些受害人,是侵犯人权,还是保护人权?”
没有人回答,但很多人在点头。
“清源行动中,我们解救了1951名受害人。”林万骁的声音在餐厅里清晰可闻,“他们中有中国公民,也有外国公民;有汉族,也有少数民族。当我们把他们从魔窟中救出来时,他们流着泪说‘谢谢’。如果这也算‘侵犯人权’,那请问,什么才是保护人权?”
珍妮弗和马克面面相觑,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“当然,我们欢迎善意的监督和建议。”林万骁话锋一转,“如果各位组织真的关心中国边境地区的发展,关心少数民族的权益,我们愿意建立正常的沟通渠道。我们可以邀请各位到西明实地考察,看看真实的边境村寨,听听老百姓的真实声音。而不是通过几张裁剪过的照片、几份未经核实的‘证词’,就妄下结论。”
说完,他礼貌地点头致意,带着秦致远离开了餐厅。
走出餐厅,秦致远长舒一口气:“书记,您刚才太厉害了!句句在理,把他们说得哑口无言。”
林万骁却没有放松:“这只是开始。下午的圆桌对话,他们肯定还会发难。你马上做三件事:第一,联系芒卡村村支书,让他做好准备,可能需要视频连线;第二,把清源行动的法律文件、执法记录整理出来,特别是解救人员的名单和证词;第三,查一下‘亚洲人权观察’和‘边境自由联盟’的背景,看看他们最近和哪些机构有联系。”
“是!”
下午两点,圆桌对话开始。会场里坐满了人,还有不少记者。林万骁的位置在圆桌右侧,对面正好是珍妮弗和马克。
主持人开场后,几位代表先后发言。轮到林万骁时,他再次简要介绍了西明的实践,但这次特别强调了法治原则。
“在边境治理中,我们始终坚持依法办事。每一个行动都有法律依据,每一个决定都经过法律审查,每一个环节都接受法律监督。因为我们相信,法治是最大的公约数,是国际合作的基础。”
发言结束,进入自由讨论环节。第一个举手的果然是马克。
“林书记,您提到法治。但据我们了解,中国的法律在边境地区执行时往往‘过于严格’,特别是对少数民族。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?”
问题很刁钻,直接把“严格执法”与“民族歧视”联系起来。
林万骁不慌不忙:“马克先生,中国的法律是全国统一的,在边境地区和在内地执行的标准是一样的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,不分民族、不分地域。严格执法不是针对某个群体,而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。”
“但少数民族确实在边境管控中受到更多限制。”珍妮弗接过话头,“比如,他们需要更多的证件才能跨境,他们的村寨受到更频繁的检查…”
“您说的这些‘限制’,同样适用于所有边境居民,不分民族。”林万骁平静地回应,“至于检查,那是基于风险导向,犯罪活动高发的区域,检查自然会多一些。这与民族无关,与安全有关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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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转向全场:“事实上,我们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同胞,是边境安全的积极参与者。很多村寨都成立了联防队,协助执法机关维护边境秩序。芒卡村的傈僳族群众,去年就协助我们抓获了三名在逃嫌疑人。他们是守边护边的重要力量,而不是被限制的对象。”
这时,林万骁示意秦致远操作电脑。大屏幕上出现了一段视频,是芒卡村村支书用傈僳语和汉语夹杂的讲话:
“我是芒卡村的扎西,傈僳族。我要告诉外国的朋友们,清源行动救了我们村好几个人,他们都是被坏人骗去搞诈骗的。官兵来我们村,是抓坏人,不是欺负我们。现在我们村安全了,晚上敢出门了,年轻人也不用担心被骗了。谢谢政府,谢谢官兵!”
视频结束,会场安静了片刻,然后响起了掌声。
珍妮弗和马克的脸色很难看。他们准备了一整套“人权叙事”,没想到被一段朴素的村民视频打破了。
“我还有问题。”马克不甘心,“即使行动本身是合法的,但过程是否透明?是否有独立的监督机制?”
这个问题其实更致命,如果回答不好,就会被质疑“自己监督自己”。
但林万骁早有准备:“我们的执法过程全程录音录像,所有音视频资料保存完整,随时可以调阅。此外,我们有三级监督机制:内部有纪检监察,外部有人大监督,还有人民群众的监督。去年,西明市人大就专门听取了清源行动的报告,代表们现场观看了执法录像,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建议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