省委办公厅牵头,审计厅、统计局派员组成的联合核查组,在沉闷的气氛中运行了一周。
他们调取了海量的原始数据,访谈了相关部门负责人和经办人员,甚至随机抽查了一些企业。
结果是令人困惑的。
核查组组长,一位头发花白、以严谨着称审计厅副厅长,在向郑国涛和胡步云做初步汇报时,脸上也带着几分无奈。
“郑省长,胡书记,我们核查的结果是……”他推了推老花镜,看着面前的报告副本,“从技术层面看,发改委提供的宏观数据,与统计局的入库数据是匹配的,模型运算也没有发现错误。政研室采用的抽样调查数据和市场主体访谈记录,本身也是真实可靠的,部分指标如工业用电量、中小企业税收环比数据,确实反映出一定的下行压力。”
他顿了顿,总结道:“问题的核心在于,宏观数据的‘稳中向好’与微观体感的‘寒意犹存’并存。这就像一个平均数,有的人在平均线上,有的人在平均线下。发改委的报告侧重于整体和趋势,政研室的报告则更关注结构性和局部问题。很难简单判定谁对谁错。”
会议室里一片寂静。
黎明率先开口,语气沉稳:“组长说得对。我们的模型更关注经济的基本盘和新兴动能的成长性,一些传统产业的阵痛,在宏观数据上会被稀释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问题,我们的政策建议部分,也明确提出了要关注中小企业困难和区域分化风险。”
政研室那边负责调研的副主任则反驳道:“黎主任,宏观数据有滞后性。等宏观数据完全反映出问题,可能基层的困难已经积重难返。我们强调风险前置,正是为了未雨绸缪。比如部分地市的财政压力,已经影响到了一些民生项目的支付,这在宏观数据里是看不出来的。”
双方各执一词,都引用了部分核查组确认过的“事实”来支撑自己的观点。
郑国涛面无表情地听着,手指在桌面上轻轻点着。他知道,自己借数据问题敲打发改委,甚至更深层次目的的计划,在这个“罗生门”面前,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。
胡步云和黎明防守得很严密,没有留下程序上的硬伤。
胡步云则微微颔首,开口道:“感谢核查组的辛勤工作和客观结论。这正说明我们北川的经济形势是复杂的,多维度的。既不能盲目乐观,也不能悲观失措。
我认为,两份报告不是对立关系,而是互补关系。我们应该兼收并蓄,既要坚定转型发展的信心,也要高度重视国涛省长和政研室提醒的各类风险,精准施策,确保经济行稳致远。”
他一番话,把争论定性为“互补”,轻轻巧巧地化解了这场数据之争的锋芒,将其引导到“兼收并蓄”“精准施策”的正确轨道上。
郑国涛心里冷笑,知道这次交锋又没能占到实质便宜。
他最后总结道:“核查组的结论很清晰。希望发改委和政研室都认真领会,在今后的工作中,要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,确保数据更全面、更精准地反映实际情况。散会。”
没有赢家,只有消耗。但郑国涛清楚,这种消耗本身,就是对胡步云过去发展模式的一种持续质疑和压力。
他需要的是时间和更多这样的“点”,来慢慢撬动局面。
而胡步云则在走出会议室时,对身边的黎明低声说了一句:“把我们报告中关于风险提示的部分,再强化一下,下次上会时重点汇报。”
他要在郑国涛强调的“风险”领域,发出自己的声音,甚至争夺“风险”的解释权。
而在京都审计署驻北川工作组办公室的灯光,常常亮到深夜。他们像一群不知疲倦的工蚁,咀嚼着浩南跨江大桥项目自规划立项以来,堆积如山的档案资料。
最终,问题锁定在大桥南岸一处配套的“管理用房及景观绿化附属工程”上。这个总投资不过一千多万的小项目,在大桥近百亿的总投资里,渺小得像一粒尘埃。
但就是这粒尘埃,被精准地挑了出来。
问题出在招标程序上。当时,为了追赶大桥主体工程竣工通车的整体进度,这个附属项目的招标在发布公告到开标的时间间隔上,比规定的下限少了三天。
理由是“为确保与主体工程同步交付使用,避免二次施工造成浪费和扰民”,并附有当时指挥部的一份情况说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