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则儿,辽东有魏驸马照顾,不会让你受苦受累。”
送行那天,房遗则红着眼眶,一句话也不说。
房玄龄站在城门口,看着儿子年轻的脸,沉默良久后开口:
“辽东苦寒,多带几件冬衣。”
说完,转身就走。
走出十几步,忽然又停住,头也不回地加了一句:
“好好干。别给房家丢人。”
房遗则愣在原地。望着父亲微微有些佝偻的背影,鼻子一酸直接跪下去,磕了三个头。
与此同时。
长安城的另一个城门,陈义背着包袱,夹在一群士子中间,缓缓朝城外走去。
他的包袱里只有两样东西:一本翻烂了的《贞观律》,一双妻子当年给他做的、一直没舍得穿的布鞋。
走出城门的那一刻,他回头看了一眼长安。
二十三年了。
他在长安城里耗尽青春,耗光了家财,耗得妻离子散、满头白发。
如今,他终于要离开。
不是灰溜溜地离开,是去做官。
陈义转过身,深吸一口气,大步朝前走去。
远处,初升的太阳把官道照得一片金黄。
一万零四百七十三人报名,最终录取三百二十七人。
这是大唐立国以来,竞争最激烈的一次制举,也是最特别的一次制举。
没有门荫,没有资荫,没有流外入流。
只有一张卷子,一支笔,和一条通往辽东的路。
而此刻,那三百二十七人正在路上。
他们的身后,是长安城的万家灯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