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阻止他。”严飞命令道:“在他发布之前,控制住。”
“可能需要……极端手段。”
“那就用极端手段。”严飞说:“收编领袖是一回事,但失控的副手是另一回事,处理干净。”
电话挂断,严飞看向玫瑰园,那里杰克逊·韦德还在微笑,拍照,像所有新上任的官员一样充满希望。
他不知道,他的副手正面临生命危险。
也不知道,这场收编游戏的代价,才刚刚开始显现。
政治永远是肮脏的。
但有时候,肮脏藏在光鲜的表面之下。
而光鲜,是给公众看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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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士,苏黎世,深瞳欧洲总部安全屋。
凯瑟琳·肖恩坐在酒店套房的落地窗前,笔记本电脑的光映着她苍白的脸。
窗外是苏黎世湖的夜景,游船灯火如珍珠般串在黑暗的水面上,但她无心欣赏。
屏幕上打开的是她花了三个月时间秘密建立的数据库——不是深瞳的系统,是她自己的,藏在多层加密和跳板服务器之后。
数据库里只有两个文件夹。
第一个文件夹标签是“我”:里面是她能找到的关于自己的一切,1990年圣路易斯火灾的新闻报道(已数字化)、儿童保护机构的残缺记录、养父母的收养文件(他们在她十二岁时死于车祸)、大学申请表格、甚至还有一份她七岁时在儿童医院做扁桃体手术的病历——边缘有烧焦痕迹,像是从火场抢救出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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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个文件夹标签是“他们”:深瞳早期成员的碎片信息,有些来自她作为严飞助理能接触到的旧档案,有些来自她冒着风险入侵的备份服务器,有些来自……她不敢细想的来源。
光标停在一份扫描文件上:1992年,深瞳成立初期的会议纪要片段,参会者名单有七人,其中一个是“YanSenior”(严长辈)——严飞的父亲,讨论议题之一是“长期资产培育计划”。
凯瑟琳的手指在触摸板上滑动,打开另一份文件:1993年,一份关于“北美潜在政治家族影响力评估”的报告,里面提到了肖恩家族——她的父亲,时任参议员,被标记为“有改革意愿,可能成为盟友或障碍”,报告建议“建立多重接触渠道,包括家庭层面”。
家庭层面。
她的呼吸变轻了。
第三份文件:1995年,圣路易斯地方消防部门的内部备忘录,关于一栋住宅火灾的调查结论修订,原始结论是“电路老化”,修订后是“原因不明”,签署修订的消防队长,五年后因受贿入狱,而起诉他的联邦检察官……后来成了深瞳的法律顾问。
凯瑟琳闭上眼睛,那些碎片在她脑海里旋转,试图拼成完整的画面:
1990年,她三岁,家里发生火灾,父亲死亡,她“被救出”但转入混乱的儿童保护系统,与家人失散。
1992年,深瞳成立,她父亲被评估为“潜在盟友或障碍”。
1995年,火灾调查结论被修改。
2000年,她十岁,被一对“慈祥的养父母”收养,他们送她上最好的私立学校,鼓励她对国际关系和计算机科学产生兴趣——那些深瞳需要的技能。
2012年,她大学毕业,被“偶然”招募进一家与自由灯塔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智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