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谁曾想造化弄人,出了这么一档子事情,男方直接就下狱了,你说这找谁说理去?
就剩下个寡媳妇挺着个大肚子,去哪都不是。
此类事情,到处都是,都可以写一本书了。
很快,市井坊间就出现一股奇怪的风气,一种说法开始到处传扬。
漕运是真的垃圾,处处都是问题,大明为什么不和前元一样,送往北直隶的物资,也走海运?
漕运每年需要花费多少钱?维护河道需要花费多少钱?每年清淤需要花费多少钱?沿途那么多的钞关孝敬,又是多少钱?
走海运,这些钱是不是就可以节省下来了?
而且运河本就没有多宽,根本就承受不了大型船只,如果可以走海运,就可以用更大的船只,拉更多的物资,是不是也算节约了成本。
而且海运的损耗,根本就没有想象的那么恐怖,前元的损耗不到千分之二!
这个损耗率,已经非常低了。
很快,就有大儒站了出来,开始从技术、安全、经济成本、政治战略等多个方面,多个维度,细数漕运到底有哪些坏处,海运到底有哪些好处。
甚至最后得出数字,一切顺利的情况下,走海运要比走漕运,每年要节约出多少银子。
当然,这个大致数据,肯定和真实的数据出入极大,但得出一个数字,本身就显得非常专业!
而且这样的大儒,不止一个,如号称二张的张采和张傅,还有八股文泰斗孙奇逢,都明确提出海运优于漕运的论调。
当然,这些人是温榆河文学院的,由于政治博弈的原因,他们说的话,可能会有失偏颇,具有极其浓重的政治目的。
但除了这些人,还有一些人站了出来,说海运大于漕运。
比如韩旷。
对于叶铭来说,他肯定是希望海运的,而韩旷生平最恨的人,就是叶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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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这一次,连韩旷都说海运大于漕运,这就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。
这样的舆论不断发酵,于是乎几乎所有京城百姓,都认定海运大于漕运,京城的每一个百姓,经过这段时间的耳濡目染,对于漕运海运的好坏,都能说出好几条来。
在这样的情况下,海运似乎变得众望所归了。
五月,有大臣上奏,奏请改漕运为海运。
有了第一个人上奏,就有第二个人上奏,上奏的计划越来越详细,越来越细致,也越来越具备可行性。
比如漕工应该如何安置?是纳入军屯?还是招募为水手?百万漕工,可不是一个小数字。
运河上大大小小的钞关,又该如何处置?私设的钞关好说,不必理会,但是有些钞关却是来历不小。
有相当的一部分,是朝廷为了报答,允许商人设立钞关,就像商人帮朝廷运送了粮食,而朝廷却无力支付运送费用,就用允许设立钞关,以此来抵运送费用。
还有一部分,是有功之臣,亦或者是勋贵宗亲,朝廷无力赏赐,便允许他们设立钞关,拦河收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