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不做股票。
但他认识这个数字背后的每一个零。
他的仓位不在股市。
在汇市。
过去十四个月,他通过七个离岸账户,替三家伦敦西区的对冲基金累计建仓——做空港币,杠杆四倍。
这不是他第一次做这种操作。
1982年福岛尔卡斯危机,他们做空阿根廷比索,赚了百分之三百。
1983年英镑危机,他们做空里拉,虽然最后被意大利央行打爆了仓位,但离场及时,只是小亏。
这一次,他们押注中英谈判的混乱期。
押注港人移民潮对港币信心的长期侵蚀。
押注那面米字旗降下之前,资本会用脚投票。
但邵维鼎没有用脚。
他用的是摩托罗拉。
西蒙盯着屏幕上那张“摩托罗拉-浪潮联合标准倡议”的新闻稿,反复看了十七遍。
不是看不懂英文。
是看不懂这个逻辑。
一家港岛公司,凭什么让美国人把压箱底的低功耗架构拿出来?
凭什么让摩托罗拉那位老加尔文,亲自在发布会上说出“重新定义全球移动通信的未来”?
凭什么——
他身后的电话响了。
是老板,彼得·马修斯。
“西蒙,你的仓位,还剩多少?”
西蒙喉结滚动:“全部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。
“港币隔夜拆借利率,今早跳涨三十七个基点。”
“不是市场行为。有人在大规模平掉远期多仓,制造流动性紧缩。”
“这是陷阱。”
西蒙握着听筒的手慢慢收紧。